公元前三一六年秦王朝统一四川道正网配资，此后对四川进行了大力开发。
这是秦统一中国的重要一环，也是自商鞍变法以来秦国奉行的法家路线的一个重大胜利。研究这段历史，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法家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总结历史经验，深入批林批孔。
01
四川的法家历史
四川是祖国一块富饶美丽的地方。在古代，这里生息着巴人、蜀人和其他成十上百个大大小小的部族、部落。
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有的是现在一些少数民族的祖先。
他们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对祖国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从考古发掘来看，巴、蜀的文化尽管有着明显的地方特点和民族特点，但在基本的方面与中原的汉族文化是相同的。那时，由于地理环境的阻隔，他们跟中原的联系极其有限，所谓“君长莫同书轨”;在社会发展和文化发展程度上，也远比中原落后。
展开剩余88%在秦统一四川之前，巴人和蜀人在这里建立了两个奴隶制王国:蜀国统治川西、川北一带，以成都为中心;巴国占据川东、川南一带，以江州(今重庆)为中心。它们都还处于早期奴隶社会，奴隶主对奴隶的剥削压迫是很残酷的。
古书记载:“昔蜀王奕君王巴、蜀，王见凛君(巴人的大酋长)兵强，结好饮宴，以税氏五十人遗(音卫，赠送)凛君”。这就是巴、蜀奴隶社会的一个明证。从生产力来看，巴、蜀都有了比较发达的农业。据传说，大约在西周末，春秋时代，蜀国“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巴亦化其教而力农务”。
但巴、蜀都还处于青铜时代，地下发掘的巴、蜀遗物很少有农具，没有或很少铁器，可能还是以木石工具为主。
射猎
畜牧在巴人的经济中还占着很大的比重。在文化上也很落后。《蜀王本纪》说:“是时人萌(人民)椎髻左言，不晓文字，未有礼乐”。
巴人也还处在文字初创阶段，只有极其原始的象形与
会意
文字。野蛮的奴隶制度和严重的分裂闭塞状态就是当时四川地区落后的基本原因。
改变这种落后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结束奴隶制度道正网配资，把四川统一起来，与祖国其他地区联结成一个整体。
与巴、蜀接壤的汉族封建王国有两个:秦国与楚国。蜀国与秦关系较密切，巴国与楚交往较频繁。
楚国也有兼并巴、蜀的企图。楚威王就曾经派将军庄踌带兵，循长江而上，略取巴、蜀、黔中以西的地方，达到今天的云南。
但因为楚国封建改革不彻底，奴隶主贵族势力很大，缺乏一条坚定的法家路线，因此未能举巴并蜀，使巴、蜀、滇连成一片。继楚威王之后的楚怀王更是昏庸软弱，排斥法家，任用宗室奴隶主贵族。因此，统一巴、蜀的机会落到了秦国手里。
秦国自秦献公武装夺取政权，建立了地主阶级的统治之后，秦孝公进一步用商鞅实行法家路线，
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各个领域进行了一系列变法革新，大大地促进了封建制的发展，使秦国从一个落后的奴隶制国家一跃而成为一个“兵革大强，诸侯畏惧”的封建制强国。
秦孝公死后，奴隶主恢复势力进行了疯狂的反攻倒算，杀害了商鞍。
但商鞅变法已经深入人心，秦国地主阶级已经形成了一支能够左右政局的力量。因此，“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败也。”此后秦国的历史尽管有过暂时的曲折和局部的恢复，但总起来说，法家的正确路线基本上占着主导地位。正是在法家路线的指导下，秦国进行了统一和开发巴、蜀的事业。
公元前三一六年，即秦惠文王后元九年，当时蜀国正是开明王朝。蜀王把他的弟弟封在葭萌(蔑音家，其地在今四川剑阁县昭化东南)，号宜侯(直音居)。直侯与巴王结好，而“巴、蜀世战争”，因此蜀王起兵攻伐直侯。
直侯
跑到巴国，与巴求救于秦。
秦国大将司马错坚决主张乘机伐蜀。“富国”、“强兵”、“广地”、“富民”，这正是商鞅和其他法家“强国”“利民”的一贯思想，它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要求增强国家实力、加强封建统治的愿望。
这在当时，是一种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有利于发展封建制度的进步思想，它与儒家“去食”“去兵”，妄图削弱新兴地主阶级的主张是针锋相对的。
不仅如此，司马错还把统一巴、蜀与统一中国联系起来，这也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统一全国的要求。以后的事实证明司马错的这些看法是很有远见的。
02
四川进入新阶段道正网配资
秦惠文王最后同意了司马错的意见。当年秋天，秦相张仪和司马错等带兵从石牛道(从今陕西汉中经勉县到四川广元朝天骚的小路)伐蜀。蜀王亲自率领军队到蔑萌抵抗，大败，跑到武阳(今彭山县东)被秦军杀死，大臣和太子不久也相继被杀，蜀国灭亡。张仪、司马错等乘胜攻巴，俘虏巴王，灭掉了巴国。从此，四川这块地方并入秦国，四川地区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在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的同时，手工业也有发展。当时煮盐和炼铁是
于
国计民生关系最大的两项手工业。灭蜀之后不久，张仪、张若就在成都设置盐铁市官，说明
释
朝的重视。
汉人的大量迁入带来了内地先进的技术。
地方官府对盐铁业也有一些建设，李冰“穿
广都
盐井”就是一例。解放后在巴县冬笋坝和昭化宝轮院发掘的巴人墓群中、早期的墓坑，金属器物只有铜器，没有或很少发现铁器;而秦并巴、蜀后入葬的墓坑，铁器却越来越多;到西汉时代的墓葬，铁器便逐渐取代了铜器。这说明秦的统一使巴人、蜀人从铜器时代迅速跃进到了铁器时代。冶铁技术的进步、铁器的大量使用对生产力的发展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到西汉时代，全国设铁官的郡邑四十四处，四川地区占三处;全国设盐官的郡邑三十二处，四川也占三处，由此可见四川的
盐铁
业在全国的重要地位。其他手工业也相当发达。一九七二年在涪陵小田溪发掘的秦统一后入葬的巴人墓，出土大批精美的铜器，
其中有一套完整的错金编钟(共十四个)，还有错银兽头饰件、镂空双龙纹方铜镜、错银云水纹铜壶等，在全国同时期同类文物中也算不可多得的精品。到西汉时代，全国设有工官的郡邑只八处，四川即占两处(成都、广汉)。四川的金属器制造业及纺织业尤其驰名全国，当时有“蜀地…女工之业，覆衣天下”的说法，这应该是奠基于秦代的。
秦对四川的经营的又一个重要方面是城市的建设。
原来巴国的国都江州、蜀国的国都成都及旧都郸邑(今郸县)都没有城郭。秦并巴、蜀后，为了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也由于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开始修建城市。
公元前三一一年(秦惠文王后元十四年)，张仪、司马错、张若筑成都城，周回十二里，高七丈;又在大城的西边修筑少城，“营广府舍，置盐铁市官并长巫，修整里阖，市张列肆，与咸阳同制。”同时还修郸城，周回七里，高六丈;筑临邓城，周回六里，高五丈。
这就是当时川西的三个朝政、经济、文化中心。此外，张仪还修筑了江州城。这以后秦王朝不断修建各地城邑。城市的建设对于封建中央集权统治的巩固和封建经济的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到西汉后期成都人口达到七万六千多户，二、三十万人，成为户数仅次于西汉首都长安的全国第二大城市。这是四川经济迅速发展的反映。
03
结语
秦并巴、蜀的战争是一场进步的战争。
列宁指出:“战争的性质不取决于是谁进攻，‘敌人’在谁的国境内，而取决
干
哪一个阶级进行战争，这个战争是哪一种朝政的继续。”“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战争，也就是说，它们有利于人类的发展，有助于破坏特别有害的和反对的制度”。秦并巴、蜀的战争实质上是新兴地主阶级对巴、蜀奴隶主的斗争，是进步的封建制度对野蛮的奴隶制度的斗争。
它是春秋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为了摧毁没落的奴隶制度和统一国家而进行的正义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有利于中国(包括四川)历史的发展，有助于破坏巴、蜀落后的奴隶制度和结束四川地区的分裂、孤立和闭塞状态。
这在客观上不但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巴、蜀广大人民的利益，因为对巴、蜀
的
广大奴隶来说，这意味着他们从奴隶主的残酷统治里解放出来。
因此，它既是进步的统一战争，又带有正义的解放战争的性质。在战争的问题上，儒家与法家历来是存在着完全不同的看法的。儒家大肆宣扬奴隶主贵族虚伪的仁义道德与和平主义，反对新兴地主阶级进行的正义战争。
孔老二宣扬什么“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反对新兴地主阶级整治奴隶主割据势力的叛乱。孔家店的二老板孟轲更是大肆攻击封建统一战争是“罪不容于死”。与此相反，法家毫不含糊地支持进步的战争与暴力，商鞅就曾提出“以战去战”的口号，主张用新兴地主阶级的正义战争去结束奴隶主贵族的非正义战争。
创
议伐蜀的司马错也明确指出伐蜀是“禁暴止乱”的正义行动。秦并巴、蜀正是法家这种对战争问题的进步观点的具体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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